藩镇割据始于什么朝代

藩镇割据始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中后期幽州、魏博等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唐代藩镇割据主要出现在河北，而河北割据又集中在三镇。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为了平定叛乱，将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唐朝的绝大部分藩镇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而今河北地区则存在着虽是唐朝的地方官但却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

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另外，学者李碧妍指出：藩镇涌现的局面是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藩镇的存在并不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藩镇既削弱了唐朝中央，又维护了唐朝的存在。既有藩镇作乱，也有藩镇为唐朝平乱。藩镇对内防遏、平定叛乱，对外打击外敌。大部分藩镇非常注重训练强大的军队，藩镇使得大部分唐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藩镇促进了地方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藩镇之所以重视商业活动，最主要的是主观上出于对经济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在主观上想通过商业活动来恢复社会经济，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藩镇财政费用的主要部分花到了治兵缮甲、豢养一支庞大的精兵上，单单靠征收地税往往会捉襟见肘，而商税却可以弥补费用上的不足。对于河北道的藩镇，由于军事割据的存在，河北道丰富的物产只有靠商人贩运各地，而河北道的粮食、牲口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靠商人从四周地区贩入。因此，藩镇对本地区发展商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河北道的藩镇割据地区，在唐代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藩镇占据该地“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天宝十四载（755年），颜杲卿上书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河北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决定了它在唐帝国中的特殊经济地位和作用：“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案数年钟鼓，兼本道连帅，以河贡篚征税，半乎九州。”河北地区如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唐代全国商业的繁盛，为藩镇提供了发展商业的氛围；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人经营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有可能与藩镇势力存在种种经济、政治的勾结；加上藩镇主观上需求商业利润，客观上河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原有的发展水平较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各藩镇就普遍比较重视商业经营活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促进商业繁荣和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