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是哪个朝代的

清朝。自雍正时起，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改土归流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地方各民族的管理，打破了原有土司制度“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推动了民族融合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治理、版图开拓与巩固的重要政策。

土司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户部议复从之。后来的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奏疏中也说：移民至少数民族地区垦荒，“可以充实地方，可以移易倮习”。因此，朝廷对迁至云南的农民，实行减税和贷给种子、耕牛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移民活动和垦荒耕种。在一些地区，官府还招募移民到山区或僻地垦荒，如雍正二年（1724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招民开垦怒江上游沿江数百里旷土，为滇西北怒江上游地区大规模垦殖之始。但在部分土司地区，移民政策受到了阻碍。

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对此言之甚明，其建言改流疏云：“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无人敢入土目盘据之地，如东川一带“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云贵川桂４省相连地带土司势力猖獗，有事诸省相互推诿，治理不易深入；滇南澜沧江内外诸夷“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由元迄明“代为边害”。鄂尔泰认为若改流得法，“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

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改土归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打破了土司制度下民族禁锢隔离“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状态。各地区之间相互往来、自由交际，汉民可以随意出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从事贸易或置产。与此同时，清王朝又推行"以教制夷"的政策，于鄂西土家族境内修筑庙宇，大兴科举及办义学与增加学额，其教育由恩施府学宫扩展到各县学宫。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变化，各民族杂居混处的现象增加了：“在乾隆十年（1746年）有人记载在东川、乌蒙等地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异’”。

清代康熙、雍正以来，内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愈益超出当地生产力的容纳和需要状况，而广西、云南除腹里以外的广大边远地区，却因为人口稀少而处于开发水平极其低下状态，甚至多有保持原始洪荒状态之处，所以，内地剩余人口大量移向西南边疆的客观需要更加强烈。雍正年间，滇桂二省大规模改土归流的结果，使这种客观需要的实现成为可能。

由于大批内地移民的涌入，乾、嘉、道三朝期间，广西、云南的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其中，主要是腹里地区以外的边远山区的人口增长十分显著。

由于劳动力的增多，昔日的荒山野岭得到开垦，诸多矿藏相继被采掘利用，一簇簇新兴居民点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散布在丛山密箐中，从而呈现出一幅幅开发边疆的壮丽图景。例如广西人口自康熙末年至道光初年增长七倍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