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独立势力联合沙俄军队共同驱逐了满清驻军，宣布“自治”。

当时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在沙俄的胁迫下于1913年9月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设官、殖民，仅保留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出于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恐惧，以及对失去现有统治利益的担心，外蒙内部亲俄势力开始逐渐转向，频繁与北洋政府联系，希望能重新归附中国。

1917年12月，北洋政府任命陈毅为库伦办事大员，负责协调处理外蒙事宜。

1919年6月，经过艰苦谈判，陈毅与外蒙当局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同意有条件的撤除自治，但由于操纵外蒙议会的喇嘛集团害怕因此失去既得利益，该文件未能在外蒙议会通过。

1919年10月，为加快解决外蒙撤治问题，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领两个团兵力进入外蒙。徐树铮，江苏萧县人。早年曾中秀才，20岁时追随袁世凯从军，得段祺瑞赏识，提拔为其秘书。

1905-1910年，徐树铮东渡日本学习军事，逐渐成长为皖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他曾辅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之时“三造共和”，年纪轻轻便与北洋元老徐世昌齐名，并称“二徐”。

1919年，皖系军阀在内战中渐渐处于不利地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为提升皖系威信和实力，扭转不利的政治局势，徐树铮把目光转向了外蒙。徐树铮在外蒙撤治问题上，徐树铮旗帜鲜明提出无条件撤治，主张从庶政、官制、军事等几方面多管齐下，加强管控，经营外蒙。

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一到达外蒙首府库伦，立刻开始雷厉风行的推行其撤治方针。首先全盘推翻此前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打发原谈判代表陈毅回国，随后于11月14日夜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徐树铮警告巴德玛多尔济：“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在武力威胁下，外蒙王公和喇嘛第二天便召开紧急会议，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

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外蒙撤治问题的成功解决，使得徐树铮和皖系军阀的威望空前高涨，连一向与北洋政府敌对的孙中山也称赞徐树铮为“当代班超”。这也令一直与皖系争夺政权的直系和奉系军阀如坐针毡。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奉系张作霖亦通电反皖，一时间皖系军阀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经营外蒙不足一年的徐树铮也被匆匆召回，应对内战。

1920年7月，皖系军阀战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不得不潜逃日本。此时各方军阀彼此混战，谁也无心顾及外蒙。

1921年11月，外蒙再次宣布独立，北洋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予承认，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外蒙的控制权。纵观上述外蒙撤治及独立的过程我们发现，1919年时外蒙撤治实际是迫于形势主动寻求归附，所争的只是撤治的形式和条件问题。北洋政府派遣徐树铮入蒙，本想让其和陈毅一文一武，相互配合推进撤治进程。然而徐树铮到任后，完全撇开陈毅，武力压服外蒙，强迫其签字撤治。这在当时固然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同时使得外蒙当局对北洋政府的疑惧之心更重，为此后再次独立埋下了祸根。因此，有不少人批评徐树铮武人跋扈，径以兵力胁迫，使自愿撤治突变为强迫撤治，摧残蒙人向华之心。甚至有人认为徐氏祸蒙误国，实难辞其咎。从徐树铮入蒙的目的来看，其本意是为了迅速挽回皖系不利的声势，因此没有时间和条件坐下来慢慢商谈，必须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立竿见影之效果。所以采用武力胁迫而非和平谈判的方式，实是其必然的选择。但从本质上说，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内战频繁，各方诸侯热衷于争权夺利，根本没有经营边疆地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实力。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下，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置，也难以长久保住外蒙之领土。客观评价，徐树铮推动外蒙撤除自治，维护国家统一有功，但将其誉为当世班超，未免言过其实。徐氏以武力胁迫奏功于一时，虽有过于操切之嫌，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无相应实力做后盾，遂使后续经营成为画饼。此为民国时期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所致，不能专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