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

史料记载，此原则最早发源于西周时期，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于《礼记》记载: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则。之后，发展到东周时期，孔子曾经对“刑不上大夫”做出过具体的阐释。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有曾求教:先王制定律法，规定刑不上大夫。如大夫犯罪，可适用刑罚 孔子解释，对于君子的治理，通常要以“礼教驾驭其内心，赋予其廉耻之节操”。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大夫如有违法活动，不必直接定其罪名，以避讳不名之耻。因此，大夫触犯普通的罪责后，不必捆绑羁押，而应自己请罪；如属于重大犯罪时，也不必施以重刑，而令其“跪拜自裁”。实际上，孔子提倡，发挥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纵观西周刚起源的法律体系，大致由“礼”与“刑”两部分构成，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礼与刑并非完全一致，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所以，引入哲学的观点分析，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西周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一、刑是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制的起源中，法以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是相通的。西周时期，法律中很大一部分主要体现在刑，由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习惯和习俗，发展和演变而来。

二、礼是法的保障法里包含的礼，主要来源于祭祀习俗和礼仪规范，这部分传承经过改造后，逐渐上升为法，古人所说的“律出于礼”就是这个意思。在发展过程中，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礼，尤其是周礼的制定与实施，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礼记·王制》记载: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所以，礼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贯彻实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着刑法体系中的规范要求。经常提到的“寓刑于礼”就很好地解释了这层意思。

三、礼与刑的差异礼要求人们，尤其是士大夫自觉遵守规范。《汉书·贾谊传》记载: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意思就是，礼主要侧重于积极的教化和预防;刑则是事后的处罚，侧重于对犯罪行为的制裁。由于礼的作用在于强调道德教化，刑则强调惩戒处罚，道德教化不成时，方才使用刑罚镇压。故而，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前后之分的。所谓“刑不上大夫”，它所强调的基本内容就是平民百姓和贵族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保护贵族的特权地位，这也是阶级社会的本性和使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原则。士大夫以上的贵族，作为统治阶级，违法犯罪，一般不适用普通民众所遭受的刑罚。例如，“八辟之法”规定，士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而实行临时议决减免。其中，“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不亲自出庭受审。而王公贵族也不必当众受刑，秘密处死或赐其自裁，且免受宫刑之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广大被统治阶级面前，保持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

二、相同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同罚原则。在士大夫贵族内部，或者普通民众内部，所范罪责相同时，遭受的刑罚也是相同的。即便是上层统治阶级，触犯重罪的，同样要加以惩罚，比如一些“犯上作乱”、“大不敬”之类的贵族，同样会严加惩处。总体而言，在周朝起源并形成后，“刑不上大夫”这一古老的原则，始终得到了后世的普遍遵循和认同。尽管在一些特殊时期不甚严格，例如，隋唐或明初时期，经常发生朝堂之上责打大臣的情况。相对而言，还是“重文抑武”的宋代，对于次项制度坚持贯彻的比较好。据《宋史·苏颂传》记载，北宋熙宁二年时，金州知州张种宣，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判脊杖和黥刑，然后发配海岛。苏颂援引“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向宋神宗上奏说，张仲宣官居五品，如对其处以黥刑，并令其与徒隶为伍，即便是他这人不值得怜悯，但仍然显得处罚过重，使大夫名誉受到了污辱。宋神宗认为有道理，于是下旨免除脊杖和黥刑，只将其流放于贺州。到了明代，草莽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章，对于“刑不上大夫”的原则颇为不齿，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廷杖制度”。在明朝，尤其是朱元璋时代，朝臣们只要不听话，就立即扒了裤子，当众打屁屁，真的是毫无斯文可言。如果犯了罪，动辄就是“剥皮揎草”，毫无人性可言。对士大夫可谓是尽极戮辱之能事，与“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格格不入。满人入关后建立起立了少数民族政权，经过顺治和康熙后，已经接受并认可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之主流文化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吸纳和融合了，故而“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也清晰地体现于清代律法之中。据《大清律例》记载:“名例律”中“应议者犯罪”律文之后附例，规定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不得使用刑具，如确需刑讯之时，请旨遵行。此外，在涉及到文武官员犯罪的律法实践中，凡应当处以笞杖之刑的，均可以罚俸、降级、降职、革职等方法替代刑罚。可见，“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已经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了清朝律法之中。综上所述，“刑不上大夫”这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虽历经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演化和变革，但未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